弘一法师出家前，徐蔚如曾特意去杭州看望，相互交谈中，他说了一段影响弘一法师后半生的话：“自古以来，出家的法师们，讲经的多，讲律的少。尤其近百年来，没有专门研究律学的，就算有也不彻底、不清楚。因此，你出家后可以研究律学，把中国的律宗重振起来。”弘一法师历来对自己的才华颇有信心，又有一种济世为民的思想，获悉有这样慈悲而重要的律宗，便暗自选定律宗作为修行之本。两年后，徐蔚如再次恳求弘一法师专研南山律。“以为吾国千余年来秉承南山一宗，今欲弘律，宜仍其旧贯，未可更张。”弘一法师从此更加专心学习，勇猛精进。10年后，弘一法师在上虞法界寺佛前发愿专修南山律，“随力弘扬，以赎昔年轻谤之罪”。
弘一法师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佛教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，佛法崩坏，这让弘一法师十分痛心，他下定决心专修南山律。弘一法师认为“法门陵夷，僧宝殆绝，除了扶律，是不足以言振兴了”。所以，弘一法师当时的心愿就是为僧团树戒幢，为教界立规范。
关于受戒与得戒的问题，弘一法师于1935年底在泉州承天寺弘法时，专门做了一场关于《律学要略》的演讲，还特地详细阐述了这一问题：“我们生此末法时代，沙弥戒与比丘戒皆是不能得的，原因甚多甚多！今且举出一种来说，就是没有能授沙弥戒比丘戒的人；若受沙弥戒，须二比丘授，比丘戒至少要五比丘授；倘若找不到比丘的话，不单比丘戒受不成，沙弥戒亦受不成。我有一句很伤心的话要对诸位讲：从南宋迄今六七百年来，或可谓僧种断绝了！以平常人眼光看起来，以为中国僧众很多，大有达至几百万之概；据实而论，这几百万中，要找出一个真比丘，怕也是不容易的事！如此怎样能受沙弥比丘戒呢？既没有能授戒的人，如何会得戒呢？”